易宪容：对当前股票市场的治理要动真格
当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是否合法、合宪的决议后，再由所在法院重新进行审理。
(39)因此，有必要从法律规则和实践应用两个维度对行政处罚便宜主义进行实证分析，以便深化对便宜主义发展规律之把握。(96)裁量行政与羁束行政是行政行为的基本划分，作为控制行政权运作的重要法律原则之一，行政自我拘束只能适用于裁量行政领域，因为唯有在此领域才有适用该原则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95)便宜原则要求在个案中出于特别之考虑做出是否处罚以及如何处罚的决定，必须有充分的理由支撑，因此与禁止恣意原则并不冲突。(94)张锟盛：《析论禁止恣意原则》，载城仲模主编：《行政法之一般法律原则(一)》，台湾三民书局1994年版，第204页。在一个特定案件中基于特别考虑适用了便宜原则，那么未来对于相同的案件，就需要适用平等原则。(91)实现平等是行政法的任务与目的，随着《行政许可法》《公务员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的出台，平等原则作为行政法之一般法律原则，已逐步在行政法领域中得到确立。(四)便宜原则和处罚与教育相结合原则 行政处罚的目的，理论上素有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的区分。
近些年，发生了一些广为社会关注、存在一定争议的个案，例如汇丰实业公司诉哈尔滨市规划局处罚案、麻旦旦处女嫖娼案、夫妻诊所观看黄碟案、张先著乙肝歧视案、舒江荣闯黄灯被处罚案等等，这些案件只在执法和司法案件中占很小比例，但是社会公众高度关注这些案件的处理结果，高度关注这些个案中当事人的命运。(13) 我国大陆的行政法学界，对于行政处罚的基本原则一直存有争议，这种争议并没有因为《行政处罚法》规定了行政处罚基本原则而得到解决。承载民法之私法自治精神的契约自由、物权法定、平等原则等也应当考虑提升为宪法原则，以此为社会主义制度下宪法与民法关系的协调提供宪法基础。
有学者根据历史上宪法之根本法地位、最高法效力尚未得到制度性确立时的场景，无限眷恋地指出，近代民法曾经发挥了当今宪法方才具有的功能，即推动形成了以市民社会与其权利群为基础、目的、转轴，以政治国家及其公权力为服务手段、上层建筑的市民社会—政治国家间的理想关系(20)。这一贯通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维度：其一，内涵精神上的渗透，即公法中出现了具有传统私法意涵的内容、受到了传统私法精神的影响，私法中渗入了具有传统公法特征的价值取向。(20)张力：《民法典现实宪法功能的丧失与宪法实施法功能的展开》，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9(1)：109。(23)王锴：《宪法与民法的关系论纲》，载《中国法律评论》，2019(1)：44。
关 键 词：宪法实施 立法实施 公法 私法 部门法Constitutional enforcement Legislative implementation Public law Private law Legal branch 立法实施是宪法实施的重要路径，由于不同部门法的性质、调整对象、调整方式及价值取向等不甚相同，因而它们贯彻实施宪法的方式也不甚相同。在法律草案的讨论过程中，立法机关对前文问题的探讨，将间接地反映宪法进入立法的尺度。
有关不得限制及克减的公民基本权利，在宪法没有先行规制的情形下，法律不得径行做出创制性规定。具体而言，应当从如下角度进行确认：(1)该部门法原则是否能够通过宪法文本相对直接、完整地推导而出。否则，社会法将沦为宪法条款的扩写，宪法也不能在社会法中获得真正实施的效果。作为新兴的法律部门，社会法内部也存在诸多悬而未决的理论争议。
问题的症结在于：那些没有在民法中得到确认的宪法权利也有可能遭到民事主体的侵害，客观上有通过民法加以保护的必要，如受教育权(齐玉苓案)、选举权(王春立案)、宗教信仰自由权(英国的Blathwayt v.Baron Cawley案)等。在宪法修改、宪法解释、合宪性审查难以立即进行的情况下，可以考虑通过有权机关的合宪性解释、全国人大在基本法律与非基本法律制定过程中的授权与立法解释等既有制度填补相关空缺。(14)童之伟：《宪法司法适用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载《法学》，2001(11)：8。依照民主集中制的一般原则、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原理以及《宪法》第62条第十六项、第67条第二十二项的兜底性规定，未能明确的剩余立法权，其最终定性的权力应当归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且基本法律和非基本法律在内容、制定主体等方面的界限应是相对稳定的。
此外，在刑事司法解释中，罪刑法定原则的应然表述为，司法机关对刑法条文的解释应当限定于形式解释，不能超越文本意义的射程范围。(33)郑贤君：《社会宪法与社会法——公私法融合之一箭双雕》，载《浙江学刊》，2008(2)：27。
(3)内容上的直接具象化实施。该条蕴含的实际含义是，将条文中国家机关所依之法限定于刑事及刑事诉讼法律部门，而出于一般行政管理需求限制公民通信自由与秘密的其他部门立法，就将具有违宪的嫌疑，这属于一种横向权限分配上的实施。
部门法原则相比于具体条款而言，具有更加明确的价值指向性与行文抽象性，是宪法接驳不同法律的重要管道之一。跨法域的衔接主要集中于公法和私法两大传统部门的贯通。与行政规范性文件相比，行政立法中规章是根据法律、法规制定的，宪法并不是它们的直接制定依据。越来越多的民事特别法风行与民法典所规定的不一致的原则，并且从传统的民法中独立出去。而在这两种立场角力的过程中，制度平台供给与理论支持、宪法上回应的客观缺失又激化了相关矛盾。⑨如是，这些传达的信息似乎是：宪法相较于民事立法的作用仅仅是形式上的，说到底，仅仅起到一种彰显民事立法权存在及运行正当性的作用，无法对民法规范体系施加真正的价值统合作用。
从立法逻辑角度分析，公法和私法的区分是法律规范的内在逻辑。笔者认为，首先，公私法划分的结构作为法律部门划分的第一层次，依然具有稳定性。
⑥马丁·莫洛克：《宪法社会学》，41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而在我国，这一原则虽然是建构整个刑事法律部门的最核心原则，却没有在宪法中获得基本确认。
(36) (2)宪法保留的缺失使部门公法在国家机关结构、公民基本权利保障方面整体成为宪法的全权代言人，宪法在部门公法中的实施成为形式实施。(二)宪法在公法、社会法中实施的问题分析 基于宪法和公法、社会法在性质上的类同性，宪法在公法与社会法中的实施相较于其在私法中的实施而言，面临的正当性与可行性质疑相对较小。
(26)林来梵：《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319页，商务印书馆，2017。基于宪法的公法性质，宪法条文所蕴含的主要是赋予国家公权力机关的一种公法义务(28)，因此从宪法实施路径的角度来说，公法承接了宪法的直接委托。(24)范进学：《非解释性宪法适用论》，载《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5)：74。胡峻：《根据宪法，制定本法作为立法技术的运用》，载《法治研究》，2009(7)：13。
其次，在不同的部门公法中，宪法的实施在内容上有不同的分化，可以具体划分为三种样态：(1)确立公法内部具体法律部门的立法权限来源与范围。与传统私法相比，社会法更加追求实现结果平等与实质平等，其对民事主体私法权利的保障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公权组织履行宪法赋予之社会法义务时对私法条款的适用得以实现的。
如是之论的逻辑基点在于：宪法性质与宪法功能不是同一层面的问题，应当实现区别基础上的贯通。有学者据此认为，如果缺少宪法监督程序的保障，根据宪法在部门法中就不可能得到实质性的实现，立法过程中的合宪性控制就无法得到真正的落实。
殊不知，当今我们所处之时代背景已经完全不是往昔西方国家曾经存在过的那种政治国家、市民社会二元对立的社会架构，单一地强调民法自身的价值中立不仅无法赋予自身以往时代曾经有过的那种抗拒公权力侵害的功能，而且在没有宪法给予制度性支撑的场景下，实际上也无法从根本上获致自身所追求的私法自治。(43)钟瑞栋：《私法公法化的反思与超越——兼论公法与私法接轨的规范配置》，载《法商研究》，2013(4)：117。
学界对此存在不同观点：(1)社会法指向的是那些传统公私法之外或交融而生之第三法域，社会法域和第三法域可以等同。第一，从我国的法治形式来看，立法实施是勾连我国宪法治理政治基础与规范基础的桥梁。广义上的社会法可被认定为指向通过对团体行为的一致约束，最终指向通过实现集体权益实现、促进个体权利的目的。其中，解决宪法制度不均衡主要应从如下两个方面进行： 第一，加入并充实宪法保留的内容。
(32)而关于社会法的涵盖范畴、内容、类型等，尚存在进一步的争论。在主张宪法属于公法的学者们中，部分观点较为激进的民法学者借此否定宪法规制私人领域的正当性，主张民法和宪法各自占据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规制的帝王地位，认为如果否认民法的高度独立性，将开放性的民法纳入限缩性的宪法框架中，无疑会造成民法价值的丧失和活力的凝滞，因此，宪法应当将干涉私人交往领域的任务全部转移至民法。
(34)张翔：《刑法体系的合宪性调控——以李斯特鸿沟为视角》，载《法学研究》，2016(4)：59-60。较为妥当的方式应当是：将民法条款划分出具有显著优势但非传统国家权力的社会公权力和私法自治两大部分。
关于社会法与公法、私法的法域关系，国内学界存在理论分化，主要有两种立场：(1)认为社会法域是一种新型法域，独立于传统的公法与私法，是在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传统二元结构中逐渐出现并壮大的团体社会的规则(31)。⑧赵万一：《从民法和宪法关系的视角谈我国民法典制订的基本理念和制度架构》，载《中国法学》，2006(1)：123-125。